摘 要：译者身份和地位在传统翻译研究中长期不受重视，尤其以女性主义翻译观为甚。女性主义翻译观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流行起来的一派新理论，该理论强调女性译者主体性。本文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发展进行了梳理，并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中的译者主体性探讨英译本《阿诗玛》并揭示其中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阿诗玛；英译

Abstract： The identity and status of translator are undervalued 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especially the identity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is a school of translation theory preval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put emphasi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female translator in 1990s. This thesis is going to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briefly and discus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Ashima in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in order to reveal its feminist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feminism； subjectivity； Ashima； translation

引言

由于19世纪80年代翻译出现新的研究方向，加之女性主义运动在当时开展地如火如荼，二者相结合就产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提出了性别译者身份的概念，该理论为翻译理论界拓宽了其研究与发展的新领域，展开了一个翻译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作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雪莉∙西蒙认为翻译应该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Simon， 1996： 1）。为了消除语言上的歧视，女性主义者力求通过翻译这样的文化交流媒介来突破女性身份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现状。本文选择《阿诗玛》的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其译者是我国著名女性翻译家戴乃迭，她对中国汉译英领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译作也充满了女性主义意识。目前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视角中性别视角未能得到充分重视。若能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领域同译者主体性研究相结合来探讨，那么对于翻译研究来说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翻译研究的拓展和译者身份问题的探究也会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

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译者主体性

主体性一词最早是由一个哲学概念而来的。后来因为翻译理论的发展，这一哲学概念后来被翻译理论所吸纳。我国的查明建，是最早解释这个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的译者主体性指的是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为了实现他的翻译目的而显现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基本特征为：翻译主体自己所发出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查明建，田雨，2003，1）后来，女性主义翻译观开始着重强调作为译者主体性的地位。这些女性主义翻译的倡导者们开始尝试在翻译中重新建立女性译者的文化身份。

女性主义翻译从一开始就已充分显现其主体意识的觉醒。雪莉∙西蒙曾在其《翻译理论中的性别》一书中提到过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她认为其目标是要识别并且批判那些不仅将女性赶进社会和文学的底层，还要以同样的手段对待翻译的“一团概念”。。她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出那些既把女性又把翻译驱逐到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点，并且加以批判，揭示将翻译女性化（feminized ）的过程，动摇那些维持这种状况的权威结构（Simon， 1996： 28）。传统文本中的“父权语言”存在压制、淹没女性话语权的趋势，许多女性主义者们为了改变其弱势地位，在翻译领域积极倡导“男女同权”（杨朝燕，丁艳雯，2007）。女性主义中译者主体性研究的目的在于削减翻译研究以及实践过程中那些对于女性的偏见而不是强调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存在。

2 戴乃迭与女性主义

翻译家戴乃迭受到19世纪下半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的女性运动影响，在其文化身份中，开始逐渐显现出女性主义的身份。20世纪60年代，刚好是戴乃迭做外宣翻译的时候，因此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最早诞生于那段时间。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国在对外宣传的政策上坚持弘扬传统文化，鼓励向外宣传中国民族特色典籍。由于戴乃迭本人的女性身份，加之她集东西方杂糅的文化身份于一体，这让她发自内心地对西方产生的女性意识萌芽产生极大的兴趣。

由于20世纪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让女性的社会地位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借此机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女性主义在进入到了翻译领域之后，人们开始逐渐重视译者的性别问题，这在以前是无人问津的。从翻译的开端，译文和译者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一直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女性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其女性译者能够以不再隐形的身份从事这一事业，女性译者们也能够逐渐摆脱其从属的地位。著名女权主义翻译家路易斯·冯·弗拉德曾阐述了一系列问题，并且将翻译放进女性主义运动和“父权”的语言中批判。此外，这些女性主义翻译的倡导者们还将传统的“忠实”观念颠覆，并且进行了重新定义，她们认为所谓“忠实”并不是对于原文作者和读者们的忠实，而是要对原作者和译者所共同参与的“写作计划”表达忠实（Lefevere， 1992： 38）。

3 英译本《阿诗玛》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在将新中国时期的女性文学翻译并介绍到外国这一层面上，戴乃迭承担了双重使命。她一方面要尽量满足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中国的西方读者，并且让他们在社会历史完全不同的语境下能够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有所认识。戴乃迭就必须尽量将这些中国女性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背景以及历史底蕴、她们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通过译文展现给外国读者。另一方面，早期的文学作品对女性缺乏应有的关注，女性意识还处于较为朦胧的阶段。戴乃迭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将其中的女性地位凸显出来，让文本的女性色彩更加浓厚，让世界通过文本关注到中国少数民族女性并对她们的状况有所了解。

3.1 个性化翻译

对文学作品来说，个性化的言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能传递作品中的信息，而且还可以让译者的语言风格彰显出来。独特的用词自然能衬托人物鲜明的个性。戴乃迭的行文风格中短句居多，其中词汇表达丰富。她通过译文中词汇的选择和翻译中的增补策略来表现其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

例一， 就会笑了，笑声像知了叫一样。（第四章，第一节）

When gay as cricket was her laugh， she crowed so merrily.

该段第四行中出现的“crowed”一词是来源于其名词形式“crow”，含有“婴儿欢叫的声音”，既能体现小时候的阿诗玛活泼可爱，又生动地呼应了原文中的“叫”，有效弥补了目标语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无法在脑海中反映出“cricket”和小孩子笑声之间的关联。原诗中描写幼年时的阿诗玛笑声就如同“知了“一样，这样的比喻十分具有民族特色，但是如果直译成“cicada”一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困惑，而戴乃迭利用了英文中的一句谚语“as merrily as a cricket”来翻译婴儿欢快的笑声，既能让英语读者清楚地理解诗歌含义又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例二，就会爬了，爬得像耙齿耙地一样。（第四章，第二节）

原诗中的“爬”和“耙”既是谐音又有比喻在其中。耙是中国农耕社会中重要的生产工具，而彝族撒尼人经常将耙地的动作用在日常对话中以比喻人的勤劳或者卖力。这个比喻虽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看起来很形象，可是翻译成英文就有可能对西方读者造成困扰。译者为了让英文读者能够体会小阿诗玛的性格特征，就改译为“阿诗玛的父母看到她敏捷又勇敢地爬着，高兴地笑了”（Her parents laughed to see her crawl， so nimble and so bold！）戴乃迭将原文中将阿诗玛年幼时候卖力爬行的动作改译为她秉性中的一部分，可谓生动形象，并且为后面对阿诗玛桀骜不驯性格的描绘埋下了伏笔。

3.2 等化翻译

诗歌的翻译不仅仅是在两种语言间转换，更是将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个文化之中，并且最大限度地向原作靠近，尽可能顺应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戴乃迭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精心组织句式，准确选词等这样的等化翻译的手段将原文中阿诗玛说的内容翻译过来，较好地再现了《阿诗玛》的文化信息，使目标语读者能得到和原文读者相类似的感觉。

例一，“日灭我不灭，云散我不歇（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

“The sun may die， I shall live on， clouds scatter， but not I；

该节诗歌同样采取了对等翻译的手法，文中没有出现增译和删除情况，而是按照原文本来选词，充分再现了阿诗玛变为石头之时的悲壮情景。阿诗玛虽然遭受到热不巴拉家的迫害，被洪水冲走，她的精神和形象反而永驻在彝族撒尼人们的心中，她的声音回荡在圭山的重峦叠嶂之中。

3.3 创造性翻译

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译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过译者选择和处理过的词语或句子，而这一点显示了戴乃迭的创造性发挥，反映出女性主义坚持的“另类忠实”。

例一，圭山的树木青松高，勇敢的阿黑吃过虎胆。（第三章，第二节）

这一小节诗中，戴乃迭并没有直译出“圭山”，而是突出了“青松挺拔，比其他树都高”的姿态（No tree grows taller than the pine）。译者利用类比的手法，虽然改变了原文的排序，但是英译版给人更为流畅的阅读体验，阿黑哥的形象跃然纸上，深深地刻在英文读者的脑海中。

译者避免将“吃过虎胆”这里直译成“tiger’s guts”，因为英文中“have guts”表示有勇气，但是“eat guts”却没有中文里“吃了豹子胆”的意思，一旦直译出来反而会让英文读者无法理解文中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过戴乃迭在此处使用了文化语义的转化，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将“吃虎胆”创造性地改译为了“啜口虎血”（supped on tiger’s blood），将阿黑哥塑造成了一名勇猛无比的战士，在英文读者看来有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

例二，谁教小伙伴织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第四章，第二十四节）

译者在这一段中将将第二行的译文做了增译，“手中的梭子快速地飞过”（Their shuttles deftly fly）这样生动地表现出了彝族姑娘们勤劳聪慧的形象，戴乃迭此处的译法具有创新意识，让目标语读者能够通过几个词汇快速在脑海中勾勒出人物特点。

4 结语

在翻译史上，女性主义译者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女性译者的人数远不及男性译者，但是她们对翻译理论发展和实践进步，尤其是译者主体性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来探讨的译者主体性等问题。翻译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研究之后，译学界开始对“译者主体性”等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关注。文化研究范围的扩张也让译者的文化身份（诸如其民族、种族、所处阶级、所从事职业等）也逐渐进入到这一领域中，并且受到译学界和其他领域的关注（杨朝燕、胡素芬，2007）。

由此，女性译者的译者主体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与重视。在具体的文本翻译阶段，戴乃迭的《阿诗玛》英译本充分发挥其女性译者的主体性，采用了与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翻译策略如：个性化翻译、等化翻译、创造性翻译等从词汇和句法等方面入手，使译文结构工整，且采用英国文化中独有的四行诗体来翻译。在句子转换、词汇替换的同时，戴乃迭充分表现出阿诗玛活泼、好强且不畏强权的坚毅品质以及在彝族宗法社会中悲剧性的命运，不仅让目标语读者能够深入体会原文本要表达的感情，而且突出了译文中女性主义的思想。对于研究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外译提供了借鉴的同时，在中国女性主义的研究等方面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1）2003：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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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8] 杨朝燕，胡素芬.朱虹与女性主义翻译观下的女性译者主体性[J].湖北社会科学（5）2007：118-120.

[9]杨朝燕，丁艳雯.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译者的主体性[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552-555.

[10]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阿诗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曹玉婷（1990-），女，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翻译硕士，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寸红彬（1971-），女，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濒危语言学、生态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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