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10-03 人气:
摘 要:本文从图书和文献的起源及关系谈起,以具有代表性的朝代为脉络,对我国古代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做一浅略地概述。
关键词:古代;官藏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优秀的文化历史传承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书和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是呈现中国文化进程最直观的且极具说服力的一个部分。本文试就古代图书馆的发展概况略作说明。
1 图书是文献的基础,文献是图书的汇总
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总是离不开语言和思想的交流,人们常用自己的口头语言为主,配以各种不同的表情、动作、或舞之、蹈之,来传递心中所想表达的意图。语言的这种形式虽然直接,但也有其局限性,这种口口相传、口耳相传的方式经常会把正确信息和意图误传、漏传,以至于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加之我国自古民族众多、语言地域性强,方言的使用也各有特色,使得语言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出来,人们不得不采取其他更好、更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文字产生了。我国最早文字的雏形应为象形字、甲骨文,此时只是一些简单的符号标记。文字的产生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通过这个载体不断地把文字、符号、、思想、语言等人类各种言行记录贮藏起来,保存了知识、记录了文明,从而推动了历史进程,这个载体,就是文献。“文献“一词最早包涵两层意思,即“文贤”,也就是图书和博学之人的意思。到元代时,“文献”成为泛指古代传记、经史、奏疏、评论等文字典藏的总称。我们说,图书是文献的基础,也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它具有保存、交流、传播、扩散的功能,我国古代的图书基本上以棉帛、简牍、纸张为主,这三种载体上记录了人类各时期的生产生活形态和文明发展的成果。除此以外,我国古代文献的载体还有甲骨、钟鼎、玉石等。可见,文献涵盖的内容很宽泛,图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分支系统,是一个基础。再由这个分支系统不断地加以积累和衍生,形成一个大的文献汇总体系,二者相辅相成。
2 古代图书馆的发展及概况
随着大量图书文献的产生,迫切需要有专门的人来进一步管理、需要有专门的地点来放置和保存这些文化成果,于是历朝历代的藏书馆、藏书阁应运而生。 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藏书楼叫天一阁,在今天的浙江省宁波市。始建于于清嘉靖四十年(1561年)。据记载,天一阁当时有藏书7万多卷。藏书之地最防火灾,而自古有“天一生水”的说法,水可以灭火,因此便将此藏书楼取名为天一阁。
天一阁收藏的图书文献中 ,很多在现在看来可称为国之瑰宝、稀世珍品。其中有乾隆皇帝所赐的的铜版书《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有明朝的地方志等。天一阁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天一阁收藏图书近30万卷,其中宋、元、清历代的善本书8万多卷,天一阁和这些史料的留存,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我国古代的图书馆在两汉、魏晋、隋唐时期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比如,汉武帝在位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思想上的大一统, 于是尽收宇内藏书、编整图书,以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从思想、文化载体方面进行思想的桎梏,西汉的国家图书由此而兴。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为了巩固其统治,网罗了大量儒生,先后建立了如兰台、东观、仁寿阁、宣明、鸿都等藏书场所,这些场所后来都成了东汉政府专门藏书之地。东汉以后,随着政府藏书量的不断增加,编著国史和校书事务的增多,急需要有专门的机构的和管理人员来从事历史编纂及图书典籍的管理工作,于是,藏书管理机构正式在朝廷建立起来,如兰台史令就是藏书机构的管理官员,校书郎承担具体的书刊典籍的校对等工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发展较快,很多作者为了让自己的著作得以流传,就将书主动送予官府收藏,有的则将所藏书籍直接请官府校对收藏,大大增加了书籍的贮藏量,提升了利用价值。
公元589年,杨坚统一了长期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建立了隋朝。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是佛道书籍受到重视,在隋朝官府对各类佛、道经书典籍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隋炀帝时还请了一位叫沙门智果的高僧在内道场撰诸经目,做现场指导。此外,隋官府还从全国各地召集调遣了大量书籍管理校对人员,对其它各类藏书进行了认真整理。据记载,隋朝中期时官府组织的大型书籍整理、官藏建设工作至少两次,使得此时期的官藏书籍达近三万卷,比开国时期增加了一倍,而且这些书籍在装帧上也十分华丽壮观,可谓是开创了封面设计艺术的先河,为以后的官府藏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唐朝,我国进入了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此时期的藏书规模比隋朝大了许多,还设立了专门掌管文化的机构—秘书省,管理人员称“秘书监”,我们熟知的魏征就担任过这一职务。唐代最有名的几处藏书地分别是弘文馆、集贤殿书院、史馆和崇文馆,这些场所除发挥了了藏书这个重要功能外,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藏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朝廷政务都常以藏书做为参考。2、以藏书为基础编纂各类史书。3、用藏书做范本对“五经”及其他各类书籍进行注解、校对,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时至今日,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早的以“图书馆”命名的公共图书馆,它是江南巡抚无端方在南京创立的江南图书馆,此馆共藏书约八百多册,都按照一定序列及类别进行摆放,,并制定出了一系列阅览规章制度,每个月都设了开放阅览日,当地的人们及军学各界人士都可进馆阅读。除了江南图书馆,又陆续出现了比较著名的如京师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这些公共图书馆不仅藏书的种类丰富,其书籍的装订也采用了西式装订法。既有我们本国的书籍,还有许多外国传教士翻译的西方书籍,如我们熟知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翻译的书籍就有二十多种,其中有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西国记法》,指出了真正的记忆器官是‘“脑”,而非中国传统认为的“心”。《万国全图》讲述了世界各地的地理知识,《药露记》是一本医学方面的书籍,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药物学方面的知识。还有如外国人金尼阁翻译的第一部西方文学作品《伊索寓言》、艾儒略所译的最早介绍西方大学课程及教育制度的《西学凡》等书籍。很多书籍的版式也发生了变化,改线装为包背装,即用较厚的皮棉或布面,印上金字或黑字,称为“精装”;用各种书皮纸包装印制的封面,称为“平装”,这两种装订方法我们现在依然在使用。这些新事物、新知识、新理念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提高了国人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质,打开了清朝紧闭的大门,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以上所谈仅是我国古代图书馆发展的一个粗略线条,在中国漫长的图书馆发展史中可谓“沧海一粟”。但不管怎样,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兴起和发展为后代图书事业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关更深入细致的探究工作还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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