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恩格斯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批判了杜林的“永恒道德”论，即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一定的道德形态，但是道德的产生根源又是经济基础作用于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根本本能并相应产生的价值观念。因此，趋利避害这一根本本能视角下对杜林“永恒道德”宏观批判的微观认识不仅有利于指导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永恒道德”或“普世价值”，而且对当今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永恒道德；趋利避害；发生机制
1 杜林的“永恒道德”论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杜林的“永恒道德”论认为，“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的知识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基础都已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简言之，在杜林看来，永恒道德是存在的，它脱离具体的时空和社会历史而存在。这样就抹煞了道德的阶级属性，从而为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进而取消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恩格斯则在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论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即“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在这里，恩格斯论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并认为在原始社会以来的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其阶级性，也就是有其阶级利益取向，这就给我们研究认识道德产生的根源和机制提供了宏观方向。因此，具体阐述道德的产生根源和发生机制，不仅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也有利于从微观上探究道德的本质，从而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2 道德的发生机制和功能本质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产生的根源为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此，社会本质论伦理学一开始就认为道德的本质是被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而主体论伦理学主张从本质上说道德是人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2]。在对道德本质的讨论中，罗国杰认为，人们的思想关系， 包括道德关系在内， 归根到底，都是根源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并为物质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 所决定[3]。李春秋认为， 劳动及其合作关系是道德产生的内部机制、动力、源泉， 是道德的本质[4]；唐永泽则从主体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角度来揭示道德的本质[5]。笔者认为，其他关于道德本质的探讨则大多从抽象的人或概念出发来论述，缺乏说服力和论证力，这两种观点则较好地揭示了道德的发生机制。但是两者各有偏颇，都未能全面分析道德产生的宏观根源、微观本质以及两者的内在联系。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道德的发生机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作为社会意识之一的道德的产生是道德产生的经济根源，即宏观根源。作为人性的群体趋利避害本性是道德产生的主体根源，即微观根源。所谓群体趋利避害，即群体为了维护本群体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趋向利、规避害的过程，在这里，群体的优先生存发展的需要是个体生存发展需要的前提。因此，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以符合其群体趋利避害本性的劳动和劳动关系来建构的上层建筑即道德这一社会意识的产生，而道德一旦形成，它便反过来以其相对独立性和社会规范性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社会以及历史的变迁并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相应地，动态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再次作用于上层建筑，如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成了道德的不断演进和提升。这即是宏观上的道德的发生机制和动态形成与变迁过程。因此，道德的功能本质是群体性或社群性趋利避害。从微观上讲，个体性的道德从属于群体性的道德，个体道德的典型或楷模本质上又是为群体趋利避害服务所必须的道德标尺，这便是道德楷模（以感动中国人物为例）本质价值所在。而某些先知先觉的个体往往又能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历史情况条件下提出超越这一特定阶段的道德意识，这便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个体性自觉，而这种个体性自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思考群体趋利避害的结果，是在打破特定阶段经济历史局限性给群体趋利避害带来局限性的基础上更高层次认识的结果。他们在自身的引领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历史运动中促成了道德的演进和提升。当然，群体性的道德和个体性的道德的相互作用在现实社会中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它们的整体一致性和局部对立性并存，局部对立的量变累积和深化又会逐渐打破整体的一致性从而形成新的群体道德与个体道德之间的动态平衡。在整体一致的情况下，道德对个体主要起规范、导向作用，个体则主要表现为遵守道德。如果道德同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被压迫阶级或新阶级的新道德不断对立和斗争，那么，旧道德就是落后的、阻碍的力量，它便越来越难以规范和协调社会秩序；被压迫阶级或新阶级的个体就在趋向新道德的过程中成为旧道德的破坏者和新道德的建设者。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它（道德）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体现和维护群体趋利避害的道德是一种阶级性的道德，道德更多地充当了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化方式。
3 对杜林“永恒道德”的再认识
恩格斯对杜林“永恒道德”的批判，主要是站在宏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进行的论战，即社会存在对道德产生的决定作用，而从道德本身的发生机制这一宏观与微观的相互作用过程以及道德本身的微观本质即群体趋利避害角度来对杜林的“永恒道德”进行批判，则有助于深入理解杜林的这一谬误。道德的阶级性体现了在一定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统治阶级或即将成为“足够强大的”被压迫阶级由各自阶级的群体趋利避害本性驱使而产生各自所需的道德的属性。因此，道德的功能本质即群体趋利避害便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而存在，离开具体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道德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对统治阶级或“足够强大的”被压迫阶级的群体趋利避害毫无现实意义可言。因此，对杜林“永恒道德”的批判，不仅要认识到不存在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的“永恒道德”，也要认识到资产阶级所谓“永恒道德”的历史进步性和虚伪性。从进步性来说，，资产阶级所谓“道德的真理”或者资产阶级所谓的“普世价值”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战胜封建旧道德的利器，对资产阶级革命无疑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并在革命成功后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具，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从虚伪性来说，资产阶级的道德毕竟只是维护少数人的群体趋利避害，绝大多数人只是这种群体趋利避害的附属或被压迫者。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对于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工人阶级来说，道德的真理或普世价值就成为落后的和阻碍的伦理观念了，新的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无产阶级的道德便成为进步的和先进的道德了。另外，代表着社会大多数群体趋利避害的道德观念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群体趋利避害最大化的过程也是道德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因此追求社会大多数群体趋利避害最大化的过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要求把特定经济历史时期的局限性降为最低，既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群体趋利避害的需要又能代表未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沈晓阳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范畴， 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道德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 只是道德本质的一个维度， 即道德的现实本质维度。对道德本质的考察还有另一个维度， 即道德的理想本质维度。道德就其理想本质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虽然他未深入认识到道德自身的内在微观本质，但理想性的道德却又是为社会群体趋利避害所必须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道德风尚向更高层次演进和提升。这种理想性的道德反映了群体追求趋利避害最大化的取向。
4 道德发生机制和功能本质的现代意义---结合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论述的思考
从道德的发生机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道德产生根本上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因此道德即为现实社会的群体趋利避害服务，超越阶段的道德毫无现实意义可言。而道德的微观本质属性即群体趋利避害性又要求我们寻求现实的方式来促成群体趋利避害最大化。
首先，由反映现阶段的道德追求来服务现实社会的发展。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由反映现阶段的道德追求来服务现实社会的发展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3而诚信和积极的社会心态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须，强调诚信对于推进两者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运用道德模范的导向作用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离不开对传统道德美德以及新时代道德新风的宣传，但核心在于发挥道德模范的导向和引领作用。这是因为，道德的功能本质是群体性趋利避害。个体性的道德从属于群体性的道德，作为群体性的道德又必须依靠单个个体来予以实现。个体道德的典型或楷模本质上又是为群体趋利避害服务所必须的道德标尺，他们靠自身的道德修养感染和影响着他人或社会，并促成道德模范的逐渐增多以至占据社会群体大多数，最终促成公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提升，这便是道德模范或楷模（以感动中国人物为例）本质价值所在。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这一内容体现了道德模范的导向作用，因此，在社会大力推选先进人物和道德模范并注重发挥其道德感召和导向作用不仅需要常态化，更要制度化。
第三，运用更高的道德标准引领社会道德素质的演进与提升。道德的功能本质为群体趋利避害，在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道德的群体趋利避害是一个逐渐追求群体趋利避害最大化的过程，即群体利益不断追求最大化和群体危害不断规避到最小化的过程。从理想与现实这一角度来说，道德必须注重理想性的引领，这种理想性道德不是杜林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创造的“永恒道德”，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人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群体趋利避害最大化做出的前瞻性思考而得出的。这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必须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结合起来一样，道德也需要超越此阶段的崇高道德的引领。如共产主义社会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注重奉献等的精神便是这一体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但是仍略显不足，尤其是对于党员的更高道德要求未能具体体现。因此，对于党员这一先进群体努力弘扬和践行更高的道德追求则成为道德建设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编写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 2012.
[2]杜振吉. 近三十年来关于道德本质问题的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 （2）.
[3]中国伦理学与道德建设六十年发展历程. 齐鲁学刊， 2010（1）.
[4]李春林. 道德本质新论.[J].东岳论丛， 1992（2）：63-66.
[5]唐永泽. 道德本质新论——从权威性《伦理学》关于道德行为和道德评价的论说来看. [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5）：585-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