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赜先生作为长于音韵的小学家，自《说文解字》[2]向外生发，对中国古代之文字有独到而富于创见的研究。他对《说文》音系的归纳和整理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对中国古代的文字音义关系在声纽所含发声方式和形声字的内外延展等不同方面提出其意见，并应用于其个人的训诂学研究之中，成为音韵学向现代过渡的理论支点之一。

关键词：刘赜；音义关系；声纽；形声字

1 刘赜的“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

于古人言，声母在语言之中起关键作用，故亦将其称为“声纽”，意为“声之枢纽”。故而“声母”一词，在小学中具有两种意味。其本身作为概念存在是一类，近于当下音韵学所谓“声母”。另则亦表“声下字之母”意，声母是一个个的单字，唐时有《归三十字母例》，宋时又添置为三十六个字母；每字被称为其下数百上千字之“母”。

汉语之中的音义关系，于刘赜先生之前早已有人探讨，前人多以“音同而义多相近”作为研究之结果。博平先生之创见在于越出先学的既有成果，将这一理论细化、分而论之。汉语语音之中的声母和韵母两类，因后者与拼音文字类似而存在元音间的互相转化的可能，而有着极强的随机性与分散性，这一方面刘师培先生率先做出了探索；而他则另取看似无序的声母作为探讨的主题，于30年代初提出了“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

（一）受感于刘师培的古代文字音义关系论

就刘赜先生本人文中所叙及后世学者观察，这一理论受刘师培先生对古声与字义的解读之启发而产生。左盦先生于《左盦集》中收有其所撰专论古代汉语音义关系文章数篇，博平先生对左盦先生的见解不吝赞美之词。

左盦先生认为：“古代同义之字不必右旁之声均同字也，字音既近则取义。多如阮氏《释门》、《释失》诸篇所述是也。”[3]在这里，他指的是韵部相近这一种情况。由于“……古人名物以一意一象为网，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4]因此，“虽审音造字形不必同，然字形虽殊声类同者义必近。”[5]通常小学家往往关注形声字的声旁，因其赋予了字声，亦赋予其义。而左盦先生跃出传统看法，认为古代汉语义由音生，即使是右旁不同甚至字形结构类型不一的字，在音相同或相通的情况下其义类近或可递推。

由此，他专门撰有《字义起于字音说》一文，全文主旨在于“古人观察事物以义象区，不以质体别，复援义象制名，故数物义象相同，命名亦同。及本语言制文字，即以名物之音为字音。故义象既同，所从之声亦同。”[6]之后，左盦先生分形声与独体两个部分分别论述，最终得出两条规律。一是“谐声之字必兼有义，音义相兼，不必尽属于形声兼会意之字矣。若所从之声与所取之义不符，则所从得声之字，必与所从得义之字声近义同”[7]。一是，“谐声之字所从之声，亦不必皆本字。其与训释之词同字者，其本字也。其与训释之词异字而音义相符者，则假用转音之字”[8]。

形声字具有迷惑性的原因在于，它给人一种造字时由形而得声的直观感受，如左右结构，音由右旁赋生，而左旁多为限定、指代行为的作用。但在其之前一步，右旁本身有其含义及其读音。事实上，形声字的音往往由右旁赋予。这和明清等近世所新造的一些形声字不同，他们由形声字的造字法所产生，右旁亦赋予了字的字声基本，仅进行调值的调整；但右旁并不赋予其意义，新字本身仅有指事的作用。

（二）刘赜的“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

刘赜先生受感于刘师培先生对同韵字音义关系的探讨，从另一个角度对古汉语音义关系进行探索。今人因对元音相互替换理论的熟识，能更好地理解左盦先生所论述的问题。但刘赜先生从声纽的角度进行切入，则纯粹是中国传统音韵学发展的结果。

博平先生认为声韵二者互相为用，既声韵能音义相衍，则声纽亦可行之。在他的分析体系中，仍以发音部位做别，即喉、牙、舌、齿。值得注意的是，博平先生在此处讨论的是上古音系，《广韵》三十五声母及钱玄同、黄侃所持的“四十一声类说”在《音韵学表解》中，博平先生有专门的论述，在此不提。而上古的声纽，王力先生的“三十二声母系统”集前人大成。其中，牙喉音包括见、溪、群、疑、晓、匣（喻）、影七纽；唇音有帮（非）、滂（敷）、并（奉）、明（微）四纽。而黄侃先生的四十一声类说中，喉音包括影、喻、为、晓、匣五纽，牙音包括见、溪、群、疑四纽。这是上古音系到中古的异变之一。

由此，我们来看刘赜先生的论说：

惟分韵之道闻一足以知十，定纽之术，犹当按文而施，言其大齐，则喉舌齿唇之界而略定其发送收至别而已。是故喉音发声即古声类影、见二纽，为众音之元始，失口而出，故发音之词多属之；其送声即晓、匣、溪三纽，吹气而出，故声息之词多属之；大氐象取乎混玄，义丽于惊感；其收声之音即疑纽，齩牙牾气而出，故其义严而危。舌音发声送气即端、透、定三纽，俱以舌端抵颚，击之成响，故其义重以至；其收声蹂舌而出音者，即泥纽，其言也讱，故其义柔润而近仁；捲舌而出音者，即来纽鼓舌如润，故其义或连丽而有伦，或流离而多泪。齿音发送，即精清从心四纽，气逼齿尖，其音遒而惨，遒则进取叢积之义生焉，惨则摧残织细之义生焉；唇音发送，即邦塝并三纽，其言也辨，故其义多披分而排比；其收声即明纽，为音之终，闭口而出，故其义亦近于无。[9]

此为博平先生的“古本声十九类说”，在这一系统里，他认定上古音系存在声纽十九类。这十九类仍归于喉、牙、唇、齿、舌这五类发音部位的目下，即，他遵循着古代音韵学的分析理路。这五类音目，自上古至中古，发音的部位有微小的变化，清浊、洪细等等均有微调。博平先生在将声纽归类而分析其与字义的关系时，将动作的执行方式与一纽中字的趋向联系起来，发音的部位、爆破方式、清浊与否，成为决定发音难易的因素。在他的思路中，暗含着语言单纯时代社会结构亦单纯，而语言发达的时代社会矛盾则复杂而难解的内在思路，此亦当时时代众多学者共有的理念。从此来说，此类分类是具有创见的；但无可避免的是，以五类发音部位去分析语言本身存在方法的缺憾。关于此，博平先生在此将喉、牙音归为一大目来看了，但在数年后所发表之《古本声十九类》[10]一文中，又明确作为两个大目来论述。

2 刘赜对形声字的音义联系之观念

刘赜先生既业小学，对《说文解字》自然了然于胸，九千余文中，形声字占相当比重。“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形声字的构成方法前文略有提及，正是由于其特定的构成方法，汉语中音义关系的重点对象正是形声字。

（一）形声字的声符关系

刘赜先生与刘师培先生一样，希望以经纬递推的方式确定字音及字义。即“以上约据古声十九纽为说，于是经之以同韵，纬之以同声，索义于音，义莫能隐而得其本，表义以言，言与义契而知其方……”[11]在笔者看来，博平先生亦以一种经纬的方式来划分形声字。以声符关系类别为经，以音义关系类别为纬。

声符关系之类别，博平先生先分为两大类，即声符兼义与声符不兼义之别。这二类辨别起来相对简单，即声符是否在字中具备赋予字义的作用。在此我们先梳理声符兼义这一规律易寻之大类，后文再叙声符不兼义之类。

在声符兼义之类下，又有三条子类，其分类的依据在于声与声符之间的关系。声义并重一类最好理解，即声与其声符之音相同，或极相近。义重声轻则是“此类形声字与其声符之音皆转变而不甚切近，盖以取声符之义为重，而形声字之音别有所受也”[12]。另则，有同声符兼义一类，“此类形声字以从所受义之形声字声符为声，其与声符音义相关之故，可由所受义之形声字间接以得之也”[13]。意即，此类形声字较前二类更需推进一层，前二类由声符之音得出，而此类由所受义之字之声符得音。

（二）五类音义同源而相生之字

就音义关系类别，刘赜先生将音义同源之字分为五类，即：

一曰名事一本之属……盖字异而音义相通者，“同义相受”之类，字同而音义相演者，“依声讬事”之类也，异者同之，同者异之，两者为语言文字繁省之大例……二曰音义因承之属……三曰事物类象之属……四曰共别之属……五曰正反之属……[14]

这里说的五类，是将字与其得音之字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也可以是具有相同赋声字源的两个或多个字（以下若需譬例，则以刘赜著《中国语言文字音系略例》中两字相较的方式解释，将字与其声源字比较过程可由此推导，兹不赘述）。意即，如第一类，名事一本之属，具备有相同音旁或者一字为另一字的音旁；同时，两字的本意相同或相连媾，如疆与畺，前字义疆土后字亦界，字义相连。即属第一类。

所谓音义因承之属，即一字之音、义均由另一字因承而来。如提与是，提本音是，是为承旨切，是本意直，而提物则物正而悬直；二字相通。

所谓事物类象之属，两字所指事物内有联系。如莩，指草，本音孚，孚指卵孚。葭芦筩中白皮质薄而轻，故名莩；而卵孵化之后，壳中有薄皮，亦薄而轻，是以葭莩取象。

所谓共别之属，一字之义为一字之本义之类下；如臭与殠、精与菁；精为物华，菁为韭华，大抵如是。

所谓正反之属，由字面解，一字之义与另一字之义背反。如许与午，许义听、从言；午义阴气逆阳冒地而出，是为两字忤逆。另，博平先生特注明，此类忌与音义因承之属相混，如乱又训治，则字义互通，并非正反之关系。

以上五类，在声符兼义一大目的三子目下均各有对应。于是，实际构成十五种小的类别。

（三）声符不兼义之类

相较于条分缕析的声符兼义之大类，声符不兼义一类因其处于形声字中异于规律一类，故其相对零散而不齐。不过，刘赜先生仍试图将其归类。

一为象事物声，“此类形声字声符但象事物之声而无义”，如崩与朋，朋仅供其声，但字义并无媾通。一为声符变易，一为形声之误，分列于后。

声符变易一类，又有不同子目。一为因字形相避而声符变异；在由声源字产生附偏旁的形声字之前，已经有相同结构的同音字存在，此时，变异声旁。如荤，军声，古时荤与薰同义相受相通，皆受于熏，则荤改从军声与之相避，而军无香臭之义。一为因音转而变异；此种类型由音源字声变而入它部，则从一无关之字声。一为因避繁简而声符变易，此为声旁太繁或太简，易旁以代之。

形声之误一类，又分为声符形误与声误。形误为达特殊目的将音变改，臆测由形声造字，而实无声旁之实。声误一类，多一旁有赋声的作用，但其本身义与所生之字义相隔而不通，不构成两者的形声关系。

以上分类共有六种，此外，仍有阙疑之字，音义关系未明而无从归纳，在此不多述。

3 自形声字外延的音义关系论

汉语本身的音义关系，于刘赜先生看来，是不区分单字被归为何种造字方法而成的。有此以为支撑，以声、韵作为推导字义的线索方可施行；反之亦可证明前说。形声字与其他构字法而成之字，本身亦存在汉语本身具备的音义关系。

（一）形声字与假借字

形声与假借均为许慎所谓“六书”中之类。训诂之学，尤其注释经典与前人著述，对假借用之甚泛。刘赜先生认为相当数量被视作假借的字归类不当，当归与形声一类之中，由此，我们可从侧面窥得博平先生对形声一类之要旨。

《说文解字序》言：“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由此，博平先生说：“转注为造字孳生之法，假借为造字节制之法”[15]。假借本身以一字代另一字，但这样的一种特性，与形声字中赋声字与受声字的关系模糊起来，在过去的训诂研究中时常紊乱。由此，博平先生方说：

古籍于音义同原而相生之字，以其本为一语，恒通用之，观上文各属所举之字，已可谛知。吾人今日粗识音义之本原，亦有赖于古人文字之通用也，此等通用之字，后人概谓为“假借”，谬甚。（古人通用之字，往往得语言之本，后人指为假借之本字，往往为后出俗体）。其或音有转变、或义兼数端而字未别造，则不得不书与所变同音之字以符口语，或别书同音之字以讬其事者，并为事不得已，亦非本有其字废置不用而假借为之也。[16]

博平先生的思路在于：在以音表义的时代，字形如何不影响其表义作用。而在六书的体系出现之后，假借字是与形声字平级的一类，但亦与形声构成补充的关系：在固定的声旁下，可与不同的形旁组成不同的字，但某个组合缺省的情况下，即以声旁本身或相近之字作为“假借”而兼表其义。在此逻辑过程中，假借与形声的先后关系变化了，但不变的是语言以音表义的本质。

（二）字的“两两相丽”

所谓“两两相丽”，是字之间的关系；所谓“丽”者，《广韵》释“著”也，《正韵》释“附”也。故所谓字间“两两相丽”者，亦可写作“两两相著”或“两两相附”。刘赜先生说此种关系“……往往有一于此者亦有一于彼者与之相当相应，以见其音义之各有所传。彼此会通，互相印证……”[17]，其内涵在于“音义相依”。

两两相丽者，分为两类，一为义同或义近而语异，一为义之相反且音异，我们通过例子来进行梳理：

如谷藏曰仓，亦曰廪，从仓声者有沧与仓，从廪声者有癛，俱训寒。盖仓廪寒则可以防腐，所藏无陈殠之患也，仓与廪，沧与癛并义同语异，而仓与沧，廪与癝则音义两两相丽，其事理得以互明焉。[18]

博平先生所说的仓与沧、廪与癝之间的两两相丽之关系，实际是仓与廪而二关系之延续。仓、廪二字本来义同义近，而由其作为声旁所各派生出来的沧与癝亦近义，于是才构成“两两相丽”之关系，此则所谓义同义近而语异之例。就本质而言，正是同声而近义发挥决定作用。

又有：

如噱（大笑也）与谧（静语也一曰无声也）义反音异，而与噱同声者有醵（会饮酒也），与谧同声者有䤉（饮酒俱尽也），醵与䤉亦义反音异，而噱与醵、谧与䤉则音义两两相丽，明大笑与静语之有关于饮酒也（醵饮则噱然大笑，饮䤉则谧然无声）。[19]

噱、谧二字之关系，通过上文仓、廪之关系，可彰显无遗。所以，此类字之关系，大抵由反义之字构成，形成义反音异之态，必然，其实仍由同声而义近之准则发挥作用而生。

当然，义同音义之字两两相丽而实不然者，或义反音异之字两两相丽而实不然者，则由于字义内涵的变转，在此则不多谈。

4 总结

以上分类爬梳了刘赜先生散见于各文中关于古汉语音义关系之论，然仍觉零散而无见要领，尤其，推敲的流程依旧缺省，核心的理论仍须串并，补全之后方可完全通晓。

（一）语言、文字为社会之产物

中国的宗教和文化环境，以及中国文字本身的演变历程决定了，中国的古文字研究在相对时间上更早地越出了“一人造字”的阶段，而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和文字的变迁。博平先生身负东西方各自的文字与社会理论，其学说变迁本身亦是中国思想界中时段的变化缩影。当他身处东方的传统一隅时，他说：“……益以古今事物之变迁与夫载籍之放失，语言文字音义之根柢诚不易〇〇求其真，然先民创制斯业，必根据当时之实物实情以反映社会现实与其进化史迹”[20]。在博平先生研究的早期，对西方的社会演进理论有所了解的他，仍以传统的文献作为他思考的来源，当然，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左盦先生身上亦有表露。群体学人的群体状态，笔者认为是可以继续深究的。

而在新的社会整体理论在研究领域铺开之后，博平先生较原来更进了一步：“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而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语言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词汇为语言建筑材料，所以它必然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反映社会现实。这在汉语中由于音义的贯串和字形跟音义的联系以及先民文化程度的高超，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21]。 简略地以博平先生所举有关“水”之例来形象说明。博平先生认为在古代，水是令人可怕的东西，大的水被称为“洪”，亦称为“㠩”，㠩从亡声，于古人言，大的水预示着逃难，亦预示着死亡。而能躲避洪水的高土被称为“垚”，同音同旁的“尧”则训为高之义。而无论是高土还是高，都让人自然地与神话产生相关性的联想。训诂学家在这个时期集将视野从典籍之中外移，他们有更天马行空的可能去猜测与造字共时的社会状况。

（二）声同近义，声演义变

以上的推论事实上更多时候暗藏在对文字的推演之中，它既解决了语言、文字创生的问题，亦为解答语言、文字在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变化方向的问题提供索骥之图。无论是从字的声音出发或者从字的形体出发，都遵循一条不变准则，原始汉字的发声方式与所发之音赋予了文字含义的趋向。之所以说是赋予文字含义的趋向，是因为它必然随着发声方式和调值的不同而有字义的变转，以适应不断产生的表达新义之需求。上古音本身出现极早，跨度亦从史前一直至洛阳失去王都地位止。但洛阳方言作为雅言的时间正好与中国文字系统的成熟期是重叠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文字结束了单纯的同音即同义的时代，转而演生出文字的规则与规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训诂学者才能跳出单纯的字音决定字义论而从构字法、字形等多方面去“详夫声音通转之迹，系联其形义”。

（三）阙疑

刘赜先生从学音韵，师自巨擘黄侃，自然受当时学术影响颇深。故自后来看，与更发达的文字学、音韵学研究相较存在理论与方法的落后是必然的。如前文所提的，以传统音韵学的发生部位来分类，以及字的音义相丽归纳过程中有一部分未能很好的地解决。对这一辈学人来说，这是他们难以避免的。

我们仍以上文所举的“水”字展开讨论。《说文解字》载：“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凡水之属皆从水。式轨切。”洛阳音本承雅言而来，是上古音直接发展而来，与胡语结合方有洛阳正音。于是，在《广韵》中，“水”发[ɕwi]或[ɕɣiuɪ]。由其所生的汴洛正音添合壮侗语及少部分的古楚语，故生出当下的粤语和客家话，分别将之念做[seoi]与[sui]。事实上，胡语与壮侗语本是与洛阳音同时代的古语，古楚语亦下限在晋初；一千五百年时间四种语言融合创造了多种新的语言。那么，作为雅言的周代洛阳官话无可避免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生剧烈的变动。同时，这个时代也是汉字符号化的时代，许慎所说“六书”在篆体之中即已成型了，文字反向对语言的影响在所难免。博平先生所谓“在昔语言以声音表义，文字后作，寓音义于形”[22]。的理论，或许更适于更古远的时代，但上古音的后期当然难以完全适用。当然，博平先生所处的正是学界剧变时期，他与潮流伴随着，翻过了传统音韵学的终章。

参考文献

[1]刘赜（1891-1978），字博平，自号许叟，湖北省广济县人，生于湖南牛鼻滩舟中，故又号牛鼻滩生。1914年起先后师谒黄侃、章太炎。曾任教于国立暨南大学，1929年起于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并兼任中文系主任多年。

[2]后或简称《说文》

[3] 刘师培：《左盦集》卷四，第21页。

[4] 同上。

[5] 同上。

[6] 梦溪主编；黄侃，刘师培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52页。

[7]刘梦溪主编；黄侃，刘师培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55页。

[8]同上。

[9]刘赜：《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制言》半月刊，第九期，1936年。

[10]参见，刘赜：《声韵学表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02页。

[11] 刘赜：《古声同纽之字义多相近说》，《制言》半月刊，第九期，1936年。

[12]刘赜：《说文形声释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第4期。

[13]同上。

[14]刘赜：《重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年第1期。

[15]刘赜：《一字两义之「形声相益」》，《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小学札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77页。

[16]刘赜：《重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年第1期。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刘赜：《再说形声字》，《刘赜小学著作二种·小学札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1页。

[21]刘赜：《小学札记（研究汉语史中的词汇问题之一）》，《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6期。

[22]刘赜：《重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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