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钱穆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时间:2024-06-22 人气:

摘 要: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在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学史中心人物顾炎武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的差异。他们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不同阐发,是他们治学思想不同的具体反映。梁启超把顾炎武推崇为清代汉学开山第一功,钱穆则认为不可以汉学开山论顾炎武。从钱穆“崇宋抑汉”的思路与梁启超“崇汉抑宋”的思路,不仅能看出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思想的不同,在深入探讨后还能看出成书时代背景及两人性格不同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钱穆;时代与性格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所以,当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之时,现代学术不仅开始转型,也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和经典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其中之一。清代学术是现代学术建立的基础,亦与今天的学术息息相关,如何撰写清三百年学术史关涉重大,钱穆和梁启超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学术史观点。现将它们以顾炎武为例作个比较,这也许能看出两位大师的学术观点之异同。

顾炎武,字宁人,学者尊为亭林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 1613) ,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 。明清鼎革之际是一个风起云涌、大儒辈出的时代。顾炎武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志在天下,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顾炎武为学,抱定经世致用的宗旨,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考证方法,广泛涉足于多个学术领域,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是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钱穆对顾炎武学术思想均有较多研究和评论。不过,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和目的却迥然有别,反映了他们对学术问题的不同认知也反映了他们学术的特点。

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顾炎武推崇有加,尊之为清代“汉学开山”。他说顾亭林在清代学术界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其一在于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物条理。其二在于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力戒雷同剿说,虚心改订不护前失等。其三在于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讲求音韵,说述地理,研究金石等。故亭林之学,气象规模宏大,乾嘉诸老,无人能出其右。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他发其端,后人衍其绪,影响了整个清代学术的去向[1]。所以梁启超指出,亭林之学“对于晚明学风,表现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所以论清代汉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2]

而钱穆则认为不可否认顾炎武的杰出贡献,,但认为梁启超把清代汉学开山归于顾炎武一人之功,这未免过于偏颇,钱穆认为顾炎武之外,黄宗羲对清代汉学的兴起也有难以磨灭的功绩,“梨洲矫晚明王学空疏,而主穷经以为根抵;此等处其影响后学,岂在亭林之下?而后之汉学家不复数说及之者,正以亭林‘经学即理学’一语,截断众流,有合于后来汉学家之脾胃,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也。然因此遂谓汉学开山,皆顾氏一人之力,则终不免为失真之论耳。”[3]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第一位论述的学者就是黄宗羲,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钱穆对黄宗羲在清代学术开山地位的肯定。钱穆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梨洲经史之学”说黄梨洲考证《易经》,著《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胡渭著《易图明辨》,卷末备引其说。著《授书随笔》一卷,实开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之先导。又究天文历算之学,亦开风气之先,著《授时历故》等书。

当然,钱穆并不否认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也不否认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说亭林“治学所采之方法,尤足为后人开无穷之门径。故并世学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峰,如习斋,如蒿庵,声气光烈,皆不足相肩并。……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4]但与梁启超所不同的是,钱穆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思想渊源作了一番穷源竟委的考证和解释,认为此说并非顾氏自创,清初钱谦益已开其先,钱氏之说又源自明代的归有光。他说:“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佐证,以开后世之途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考证博雅之学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绝之姿,为斩截之论,即谓经学即理学,因以明经即明道,而谓救世之道在是,故其说遂为后世瞩目。”[5]

就针对二位学者对顾炎武的研究来看,笔者更加倾向于钱穆的学术研究。

原因是,就拿钱谦益来说,他促进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形成。他曾说今之学者,陈腐于理学,肤浅于应举,汨没锢蔽于近代之汉文、唐诗……茫茫然不知经经纬史之学。他又说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他说这就是“俗学”。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志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

他为经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钱氏说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 他又说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又在其《与卓去病论经学书》中说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

他推进了清代史学的发展。钱谦益说,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谓之伏藏,人才之薮泽,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为其方。历史可以使人 “耳目登皇,心胸开拓,顽者使矜,弱者使勇,怯者使通,愚者使聪,寡者使张,需者使决,情者使沉。

就连阎若璩也曾说:“吾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曰顾亭林处士及黄南雷而三。”可见钱谦益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推动和影响。[6]

明末清初正是实现从宋、明心性义理之学向清代考据学演变的中间环节,钱谦益则是这一中间环节上的关键人物,对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起了推动作用。[7]

所以笔者认为梁启超把清代汉学开山之功归于顾炎武一人,确实有些偏颇、失真,钱穆的看法更加详细完备。两人都是近代伟大学者,为什么看法会如此不同呢?在笔者看来有两个层次,下面会分析到。

第一个层次是两者对于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关系的看法上。

梁启超认为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才使清代学术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钱穆认为清代学术渊源于宋明理学,指出学者言汉学溯源必溯诸于晚明诸遗老,然而这些遗老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无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李添、方苞、李级、全祖望诸人都于宋学有甚深契诣。到乾隆时,汉学之名,始稍稍兴起,但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但也多尊宋贬汉,“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8]所以钱穆认为清朝与汉学相伴的还有追求义理的宋学,其对清代汉学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钱穆关于清代学术渊源于宋明理学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他们在钱穆的基础上,又有所订正和发展,如张舜徽认为清代学术来源于宋学。张舜徽所说的宋学既包括宋代理学,也包括宋代学者整理史料的伟大成就和对自然科学的卓越贡献。[9]

那他们著述宗旨为何如此不同呢?这就是笔者观点的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梁、钱的两本同名著作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关键一点就是时代对他们的影响不同以及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20世纪初年的学风时时变化, 两书的差异基本上反映着二三十年代学风擅变的轨迹。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完成于20年代, 所以很清晰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胡适及当时的新汉学运动对梁的影响值得注意。应该说,这本书是梁在“整理国故”潮流影响下的一个产物。梁启超表现出的对科学、学术独立和清学正统派的态度等都和当时的新学人都是比较一致的。联系他后期的其他著述及和他政治的走向, 笔者相信,梁启超持清学为宋学反动说, 将清代考证学与西方科学相类比肯定受到了年代前后学风的影响。

而且从梁启超本人学术背景来看,他持反动说有他自身的学术渊源。 他幼时就接受过严格的清学正统派训练,虽曾信奉过康有为的今文经说, 但很快他就逐渐表现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回归的趋向, 到后期他弃政从学后, 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可以说他与清学正统派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厌倦污浊的政治而重拾治学一路后, 肯定会想要做一种扎扎实实的学问, 以补过去的空疏, 治清学史恰可以使他这种愿望得到满足。使他站在清学正统派的立场上, 以西学为参照, 从汉学即反宋学的角度写出这样一部清学史。这与他过去一直以清学有科学精神, 以清学沟通中西之学, 来宣扬科学, 奠定科学在中国的基础的意图也是一致的。

钱穆推崇宋儒,表彰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与当时30年代受国难的刺激有关。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日本侵占东三省大好河山,步步进逼华北。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诺大的华北五省,“已经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在北平任教的钱穆,目睹日寇猖獗,痛心疾首,“斯编初讲,正值九·—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10]面对日寇的步步侵逼,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民族情感的钱穆在撰述中自然会有所流露。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严夷夏之防,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精神,表彰清初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来侵略的写作意图。[11]

而且当时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宣扬西学的学者是要以科学重塑文化精神, 以西学之有以补救中学传统之无, 几乎走到彻底反传统的路上去。而钱穆则想弘扬中国传统中经世精神等积极成分, 以抵抗全盘西化潮流。所以钱穆写学术史用意即在抗西化潮流, 兼有鼓励民族精神, 以援抗日。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有段话“今日者, 清社虽屋, 历阶未去, 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 不问其与笔者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难通, 则激而主全盘西化, 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 人心之陷溺, 官方士习之日汗日下, 则以为自古而固然, 不以盾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 崇师化, 辨心术, 轰人才, 不忘笔者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 持论稍稍近宋明, 则侧目却步, 指为非类,甚不低诃而椰榆之, 为贤矣。”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尚崇乾嘉考据之学,“薄致用而重求是”,“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贬抑宋学,“持论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在钱穆看来,这种学风尤其有害,特别是在日寇步步进逼,侵夺笔者大好山河之时,这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考据学风不利于鼓劢民众团结起来,抵抗侵略。所以,以天下兴亡为念的宋学精神,成为了钱穆治清代学术史的意旨所在。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成长背景,两个人的性格也自然不同。钱穆在笔者眼里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不管是他愿意效仿朱舜水在日本传教而在香港辛辛苦苦建立“新亚书院”不愿回大陆进行思想改造还是当年在台湾晚年毅然搬出素书楼,他都像一个古代士大夫一样保护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存在一种温情和敬意。而梁启超则不同,他多次出国,看到了世界与中国的差距,他在传统文化意义上是持一种开放态度,即使是与老师康有为决裂也在所不惜,更像是一个热血的民主战士,他著书更多的是为了宣传他的精神。当民主战士在文化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政治理想与热情,崇扬西学,在学术上当然便不如士大夫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理上理解得深刻完备了。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2页,商务印书馆。

[2]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53页。

[3] 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6页。

[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1页。

[6]“清代学术史”课程讲义 杨权

[7]《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学术演变》 王俊义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9]《“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陈 勇

[1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4页。

[11]“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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