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与路径选择

时间:2024-05-21 人气:

摘 要:如何将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文化相适应是我国传播学发展中的一个长期困扰,因循守旧的对国外传播学观点进行引进与研究是无法达到建立具有我国独特性的传播学、发展传播学中国学派的目的的。本文从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入手,进行传播学范式的研究,探究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出路,从“问题意识”的方面对传播学的本土化进行在思索,探析我国传播学发展的新视野,从而推动我国传播学新局面的开创。

关键词:传播学本土化;现状与问题;思考;新视野

传播学的本土化并非简单地进行我国本土的传播学构建,而是要在充分研究传播学这门学科之后,结合我国的实情发展具有独特性的适合我国本土文化及传播的传播学。就现阶段而言,我国传播学的独特性发展存在缺失,尽管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案例和创新观点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独到的理论方面发展并不完整。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在长期的研究、借鉴和创新过程中不断地琢磨与完善。

1 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路径分析

三十多年来,我国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从研究路径的视角来看,我国研究传播学主要分为“从传统化的角度开展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与“借鉴国外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前沿内容进行中国传播学的特色研究”。

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从1986年开始就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们从我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回到过去,试图从我国特有的成语、谚语、四书五经等资料中寻找到传播学相关的观点,例如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等。这种研究路径对于传播学的本土化十分有必要,特点也十分鲜明,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相关的资料不免相对零散化、抽象化,也就很难形成相对完整、完善的理论。另外,中华文化良莠不齐,在进行这一路径的研究中需要摒弃传统中过时、腐朽的部分,一面形成一种扭曲的传播学观点。

“拿来主义”主义的研究路径从1981年开始就进行了初步尝试,这一路径的研究开创了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先河,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研究者通过对“林彪与四人帮集团受审”信息流程的调查与研究,总结新闻事件的传播发布状况,发现当时人际传播的渠道已经相对活跃,甚至于和大众传媒旗鼓相当,这一结论对与国外“二级传播”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符。

2 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

(一)过分强调传播学本土化建设的独特性而忽略了主体意识

学界认为传播学本土化即在传播学这一舶来理论发展过程中寻求其在本土发展的一种调适,即包括舶来文化的中国化,也包括中国文化的西化。目前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议包括两个对立面。

一是,强调主体意识,张国良先生曾经说倡导的“中国传播学”,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带有着政治色彩的说法,类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要构建与发展适合我国国情、我国传媒的传播学理论。强调以“中国化”为主,以具有中国文化特性、中国话语特色的方式去进行传播学理论的研究于构建。

二是,强调传播学的发展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这一层面的研究反对从“中国”这一主体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一味地去强调发展“中国传播学”是无意义的。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它将传播学当做一种存粹的发放论进行思考,将其当做是研究社会信息,或是说某个国家、地区的客观规律的方法。甚至于又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知识理论对社会发展、社会转变的一种概括。

笔者认为以上两个观点争议的关键即传播学本体化的主体,即传播学研究主要对象,传播学毋庸置疑是一种舶来理论,我们更多的需要去考虑的是传播学如何做到反客为主,在借鉴与吸收的过程中如何去找准主体发展的基于。

(二)文化霸权主义时代下,自卑心理作祟阻碍了传播学的发展

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西学东渐的思想愈加盛行,这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即学界想要通过打破西方霸权、突破西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去证明自身国家的实力。反向思考,这也是隐藏在强烈民族情绪之下的自卑心理,传播学是舶来品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需要的寻找一个准确的定位,并做出突破性的研究。纵观国内的研究,一部分是将西方传播学研究当做是基础而进行论证,企图从中进行创新,达到赶超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目的。另一部分则是对西方的理论范式提出质疑,通过研究其与本土文化的矛盾进行反向证明,所谓的中国传播学即寻找传播学在社会发展、社会转变调适过程中的漏洞。然而笔者认为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只有突破本身的自卑心理,承认西方传播学的优势,摆正自身发展的定位,才能够构建出一个新的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创造出我国在传播学方面发展的新思路

3 传播学本土化的范式路径

(一)摆脱“概念式”发展的固有思想

国内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固有模式便是将西方或是前人的研究进行一个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研究者的观点。这无非就是一种将原有抽象的理论进行另一番抽象的解说,而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研究者也会迁就前人的研究概念,而将某些重复过的概念再一次进行论述,就如“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等理论,虽说又对其进行创新,但也是在遵循前人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笔者认为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当适度去忽视原有的概念,不要为其捆绑,要有自己的思考与想象,不能让传播学本土化成为一种理论或是概念的语境转化。

(二)摒弃“体系化”发展的弊端

就如施拉姆曾担忧的,我国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将传播学当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箩筐,认为传播学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学说,顺势将普遍化的现象都装入了传播学的箩筐中,这就导致传播学发展愈来愈“四不像”。这也是体系化发展的一个弊端,在传播学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多的植根与原有的理论、概念,并沉溺于对其细节的追寻,传播学的本土化也是一种宏观的理论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去构建宏观的理论解释,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国的传媒发展,扎根眼下去寻求新的真实,去总结出新的理论与概念。

(三)探寻引领我国传播学发展的主心骨

在全媒体发展的时代下,我国的对于传播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于理论、对于技术的研究,相关层面的案例也会较多,然而这些研究更多的是琐碎化、具体化的,我国传播学的研究缺少研究的主心骨。那要如何去探寻引领我国传播学发展的主心骨呢?笔者认为要在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中发展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哲学,即适合我国传播学发展的传播哲学,不要局限于简单地对传播学的历史描述,局限于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升华,要从其中有所提炼,总结出我国特有的传播学范式与理论。在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从其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我国文化与现实的语境发展处中国人的传播观念。

4 结语

媒介融合時代,信息化与全媒体不断发展,我国传播学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只要学界、业界能够在反思与进取不断努力,直面国内外社会发展与传媒变革的真问题,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饮水思源、落实创新,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终有一天中国传播学会屹立于世界传播学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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